少林寺管理处7月29日发布情况通报北京股票配资网，依据《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》，经少林寺两序大众民主评议赞成，并履行有关程序，礼请印乐法师任少林寺住持。
印乐法师（资料图 来源：中国佛学院网站）
公开资料显示：释印乐，男，汉族，1966年7月生于河南桐柏，1982年在桐柏山礼海勃法师剃度出家，1983年9月赴南京栖霞寺受具足戒，后在中国佛学院栖霞寺僧伽培训班学习，1986年在中国佛学院学习，毕业后到河南省佛教协会工作。
2003年10月，印乐法师受河南省佛教协会委派，到白马寺主持工作。2005年11月1日，白马寺举行方丈升座庆典法会，印乐法师荣膺白马寺方丈，结束了白马寺长达八年的方丈缺位。
目前，印乐法师还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、河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、洛阳市佛教协会会长、洛阳白马寺方丈。
如何才能当上住持？爱国爱教是担任住持的首要条件。担任汉传佛教住持，需爱国爱教，遵纪守法；有较深的佛学造诣，品德服众，有较高威望；能够讲经说法、住持法务活动，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管理能力。
寺院住持的产生必须贯彻民主协商、选贤任能的原则，由该寺前任住持或该寺院民主管理组织提出人选；当地佛教协会对住持人选进行审查后，提交该寺院两序大众民主评议。
住持虽然不由政府直接任命，但人选必须经由佛教协会审核，并征得政府同意。住持人选经两序大众民主评议获半数以上赞成，由寺院民主管理组织报当地佛教协会;当地佛教协会审核同意后，再报送至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。
根据规定，佛教协会对住持人选作出任免或者对住持作出惩处决定前，应征求相应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。
延伸阅读
7月27日，来自少林寺官方网站的消息称，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，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；严重违反佛教戒律，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。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。有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这些年，围绕释永信的坊间传闻和是非不断——2015年，少林寺武僧释延鲁等人就曾实名举报释永信“侵占少林资产、索要财物700余万元、包养情妇并育有私生女”，并拥有双重户籍、多辆豪车。尽管调查组最终认定“私生女”系收养，索贿无实据，但舆论风波已难平息。
2022年，释永信再陷争议。其控制的公司以4.52亿元竞得郑州商业用地，引发“僧人炒房”质疑。而更早之前，少林寺被曝计划在澳大利亚建四星级酒店和高尔夫球场，被批“过度商业化”。
2024年，一则“释永信之子释正恩接掌衣钵”的传言引起轩然大波。少林寺紧急辟谣并报警，最终造谣者被行政处罚。但争议背后，是公众对少林寺“商业帝国”的复杂情绪——释永信名下关联企业，横跨文化、餐饮、地产，年收入以亿计。
此前，《凤凰周刊》曾走访少林寺，记录下那个“被释永信装在口袋里的江湖”。如今旧稿重读，从中仍能窥见释永信的影子：他的雄心、他的争议，以及他与少林寺的荣辱纠缠。
释永信的命运尚未可知。但有关少林寺的故事，仍在江湖上流传。
少林寺藏经阁后面的法堂，一层院落正中就是方丈室。两重座基上，朱漆绿琉璃的一间屋宇，大门上悬黑底金字匾额，写了“方丈”二字，红漆立柱上挂着同样黑底金字的一副对联：上联是“永远继承祖庭弘扬正法”，下联是“信愿勤修正果普度群生”，藏头的两个字正好是“永信”。
嵌了“永”、“信”二字的对联，每天都被成群游客围观。人们在对联下面摆各种造型拍照。
少林寺入口的禅宗达摩祖师雕像
方丈室门廊外，围了道矮矮的栅栏，但挡不住游客的好奇心。只要方丈室的门开着，就有人扒着门往里看。常常，释永信一脚踏出门去，外面的人群立即聚起来，里三层外三层，闪光灯亮成一片。实在不胜其扰，释永信移到东侧院办公。
留下的，是释永信的徒弟释延波和另一名弟子。二人住在方丈室东侧一间空房里。由于方丈室白天锁门，游人会好奇地看看他们屋里。常常听见帘笼一响，一枚大脑袋伸进门来，仿佛房中无人一般张望一周，又若无其事缩回去，丢下一句：“没啥可看的！和尚住的地方。”
有一天午睡正酣，没有上栓的门忽地被推开，又是好奇的游人上门，延波惊醒，腾地坐起，怒了：“干什么？看什么看？！”那人回敬：“你一个和尚，厉害什么？”延波跳起来一手抓过床边的棍子，不速之客立即嚷着“少林寺和尚打人啦”，扬长而去。
延波扔了棍子，倒回床上。天下无大事，吃饭睡觉而已。
酸甜苦辣四口井
其实延波是好脾气，爱说笑话，古灵精怪，常常眼神一转，就开始用掺着河南腔的重庆话慢条斯理讲出一个笑话来，逗师兄弟一乐。他今年24岁，儿时就调皮，三天两头惹祸，常气得父亲劈头盖脸打一顿。上初中有一次因和同学发生口角，他一脚把人家从楼梯上踹了下去，“我看见那孩子满脸是血，吓了一跳，心想医药费得赔不少钱，回家肯定挨打，干脆跑吧。”
那是2002年。他跑到了码头，偷偷藏在一条货船上，沿江而上，到了湖北被船工们发现了，大家劝他回家。“那时我想，既然出来了，就一定得闯出个天地来。”延波开始四处找地方打工。
一个14岁的孩子，只能四处打黑工，挣点小钱。到年末，钱刚够买回家的车票。他决定不回去。第一次在外面过年，实在无聊，延波去租了套金庸的小说打发时间。“里面有好多地方说到少林寺，我就动了心，想去看看少林寺是什么样子。”
他买了地图、带上干粮，骑着自行车上路了。一边干活一边打听少林寺，半个月后，他坐着大巴来到山脚下。
“我想少林寺一定在山顶上，就朝山上走，路上有一辆面包车从我身边经过，热心招呼我搭车，说捎我一程，结果把我带到了一间武校。”那时延波不知道，从登封市一路到少林寺的周边，有大大小小上百家武校，全部以“少林”或“少林寺”命名。每年都有许多少年慕名来这里学功夫。武校的竞争，就从“抢”这些孩子开始。
塔沟武术学校，是少林寺周边武校中最成功的一个
“那人也把我当成了来学功夫的人，所以拉我去武校了。我哪里有钱交学费？趁他不注意，赶紧溜掉了。”延波在山民的指点下，终于在山脚下找到少林寺的山门。徘徊之际，一位僧人发现了他，收了他当沙弥，带他到少林寺后山达摩洞下面的二祖庵住下。
这位僧人叫永了，是释永信的师弟。延波的命运由此转折。
“那时，所有刚进寺的沙弥都会先到山上二祖庵住一段，熟悉环境，学习寺院的规矩和佛法。白天在山上种地，挑水，跟着几位师父还有其他几个人练功夫。”师父们教功夫严厉，偷懒或练得不好就要受罚，“趴在地上打屁股或者蹲马步，有人蹲哭。”
在山上，种地、打扫、挑水都是练功和修行。“山上有酸甜苦辣四口井，都已经枯了，一些年纪大些的孩子绑着绳子下去，把淤泥清理干净，我们从山下一桶桶挑水上来，硬是把那四口井给挑满。”
半年后，延波和师兄弟们下山住进少林寺。
当初来到少林寺只为了金庸小说里的“武术圣地”，延波并没有想要出家。但进了寺门，就得遵守清规戒律，每日和僧众们一起早晚上殿诵经，过堂食素。延波经历过离家后的流浪，渐渐在这里找到安心所在。两年后，他决定正式受戒出家。
看着现在的武僧，延波不由得想起当年跟着永了练功的时光。37岁的永了，是少林寺“永”字辈年龄最小的僧人。他身形壮实，眉目冷淡，不怒自威，当年带领武僧团时，他督导最为严厉。现在他早已不训练武僧，而是掌管禅堂。
永了的禅堂
每年农历十月初五，少林寺都要例行开启禅堂，举行打禅七的静修。所谓打禅七，是禅宗里密集修行的一种方式，僧人们集中在禅堂里盘腿坐禅，以7天为一个周期，少则七个七，多则十二个七。
禅七期间，禅堂外和各条主要道路上都贴着红底告示：禅七期间，轻声缓步。各种进寺车辆，也要停在远离禅堂的消防通道下面。外人不能进禅堂，僧人不准出禅堂，小病在禅堂里面休息几支香的工夫，大病则要由班首执事们在一块商量了之后才能出去。所以，在禅七开始之前，僧人们都要到方丈这里告一个生死假。
入禅堂要僧人自愿报名，然后永了开会宣布规矩。一位新到的小僧人立在窗外听：“不听维那指挥，耽误了公事，都要下重香板责罚，还有坐香时打呼噜，连续提醒3次仍然不改，从禅座上拉下来下跪……”小僧人没听完就退到院子里出了一口气：“规矩好多啊，我是没能力打禅七。”
宣布完规矩，报名的僧人可以有三天时间考虑自己是否可以忍受，觉得不行，还能退出。但只要进了禅堂，不坐满49天谁都不能出来。进过禅堂打七的人，走出来的时候，都会收获敬重的眼光。
禅堂极受释永信重视。
相比起少林功夫，他现在更愿意让外界看到禅堂的情况。“出家不是为了安逸，而是为了寻找清净和解脱，少林寺不是外界看到的就练几套拳而已，我们寺院是要做修行和学习，每个人都要精进。”
2011年进禅堂的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90名僧人。永了不仅负责这些人在禅七的督导，也要照顾好所有人的健康和安全。“禅堂是一间寺院的核心，没有禅堂就称不上寺院，只能叫庙宇。大家觉得我执法严格，所以方丈让我掌管禅堂。其实这不只要严格，更是个细致活，呵护禅堂中的僧人，得像呵护婴儿一样。”
禅堂里无小事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出乱子。“僧人在禅堂不见天日，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，盘腿打坐十几个小时，要压抑身体的不舒适，也要压抑脾气，让自己安静，心里会异常敏感，监香从旁边行走时带了一点风，就会引发僧人的脾气，甚至旁边的人呼吸重了，也有的人会找麻烦，甚至有的人会突发疯癫。”
一年前，一位贵州僧人用功太急，突然神智不清，跑到佛像上骑坐，一时秩序大乱，永了只得上前好言好语地哄他下来，送他去调理，直到恢复清醒。“得观察每一位僧人的细节，眼神不对，或语速过快，动作很粗重，就要私下带他去别的房间劝慰，防止出差池。”
除了看护好僧众的心智，永了还要打理餐饭。“禅七讲究三茶四饭，早餐喝粥，中午饭菜，晚上吃包子，下午加上点心，晚上睡觉前吃水果。修行是一个系统，从身体到心灵的全方位调节。”
之所以对参禅有诸多心得，因为永了自己就曾经在终南山闭关三年。“带了两床被子和书上山，住在一间茅棚里，自己种菜煮饭，读书打坐。南台静坐一炉香，终日凝然万虑亡。不是息心除妄想，只缘无事可思量。”
永了是释永信的同乡，也来自安徽。1985年到少林寺时他11岁，“我也是看了电影之后来的，也不为了出家，而是想练武术。”
1982年电影《少林寺》的海外宣传海报
1980年代，少林寺生活还很清苦。年轻僧人每天都要去种地，干农活；小孩子就负责打扫寺院卫生，洗碗，扫地。到了晚上，各自跟着自己的师父练功。“那时我们白天干活，晚上习武，第二天凌晨3点就起床练功。现在的孩子们6、7点才起来，也不用干活了。恶劣的环境其实可以塑造人。现在条件都好了，孩子们很难理解。”
在少林寺20年，人生浮华和无常，永了都经历过一遍。
他20多岁就带领武僧团到各国表演，出场费都是以美金结算。“那时很多政府官员工资也不过几百元钱，我每个月的收入就已经达到几百美元了。”在武行里，他曾风头无二，带队打专业散手比赛、办武校，“和各色人等迎来送往，花花世界已经看过一遭，人生要经历过才会放下。”
永了的放下，源于一场车祸。“2002年，一位16岁的小孩子学开车，我走在路上，他一紧张，把油门当作刹车踩了，车子冲过来把我撞飞了。”永了在空中转了几个圈，飞出去20多米，如果不是学过功夫，落地时护住了头，他早就没命了。
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，算是鬼门关前走了一回，“当人真的面临生死时，会非常恐惧。事后我也反省自己，为什么会这样恐惧？觉得修行不够，就想上山闭关，了脱生死。”在终南山，永了遇到很多隐居修行的人，“那真是人生的别样境界。看到了另一番天地，另一种舒服。”
永了原本打算以后就这么住下去。2005年，他回到少林寺探望授业恩师，正赶上少林寺复建禅堂，释永信就把他留下负责禅堂。
“隔世3年回来，觉得人生一梦。以前读虚云和尚的诗，渡尽九魔十难，了知世事无常，这才知道‘无常’二字是何意味。”再住进寺院，永了觉得四周繁华静寂都与己无关，关起门来清心度日。
永字辈的师兄弟当中，永了和释永信是同乡，关系也较为亲近。深陷于“嫖妓”和“包养大学生”的绯闻中，释永信苦闷之际，曾向永了抱怨：压力太大，这么难，算了，退下来不做了。劝慰一番后，永了的建议是：忍耐，不作过多解释，等待风波自己过去。
两任方丈的故事
1981年，一个名叫刘应成的16岁少年进入寺院，赐法号释永信。
永字辈的僧人中，释永信的表现并不特别突出。师弟永福只记得这位比自己还小一岁的师兄开始和大家一起干活，后来就跟在行正方丈身边。
行正方丈在少林寺是一个传奇人物。直到今天，周围的山民们还语气敬佩地说起这位去世多年的法师。他本就是附近山民，幼时家贫，6岁被送到寺院。9岁干活时，煤渣蹦进眼睛里，此后双目几乎失明。虽然看不见，但行正的记忆力惊人，与别人聊过天，十几年后见面，仍能准确地说出当日聊天的时间、地点，甚至谈话细节。
除了记忆力，老方丈的节俭也出名。去登封县城，舍不得花三角五分的车票，一大早爬上寺外拉水泥的货车下山；出远门，出发前就买20多只烧饼，带在路上充饥。他不舍得住旅馆，经常睡澡堂子，甚至直接睡在火车站的躺椅上。
行正目盲，出门必须有人跟着。释永信作为他的贴身侍者，跟师父一起睡火车站，抹不下面子。“车站里人来人往，又冷又乱，我真是坐也不是、站也不是、睡也不是，心里很别扭。”当年，北京的中国佛协对面有家澡堂子，洗澡带睡觉一共一块钱。行正每次去北京都住那里。几年下来，澡堂子的工作人员都熟识他了。
释永信的日常
释永信跟着行正上北京，最多的社交活动是要政策。1982年，香港电影《少林寺》开始公映，创下华语电影票房纪录。此后，少林功夫红遍天下，慕名学武者每天络绎而来，破落的千年名刹再度熙熙攘攘。数字显示：1974年到1978年5年间，少林寺共接待游客20万人；电影上映后仅1982年一年，游客量达到70余万。但商业的春风没有吹进少林，包括门票在内的管理权限都与少林寺无关。行正不断到北京奔走，要求僧人管寺，并收回门票的经营权。
1985年，少林寺终于有了门票收入。释永信见行正出门带的钱多了，想着这回能找家旅馆住了。没想到，到了北京，老方丈还要去找澡堂子。为了让师父住旅馆，释永信对他说澡堂子已经拆了。从那以后，行正才开始住旅馆。那时，少林寺每年已经有十几万元的收入了。
释永信跟师父上京见“各路神仙”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从地方到中央，把各级宗教部门的人都认识了。释永信渐渐成为寺院里公认的社交能手，他认为自己颇被师父满意。
在过往报道的记述中，释永信在1987年行正法师圆寂后，继承衣钵成为少林寺的主持，并在1999年升座方丈。其实，更确切的记录应是：从1984年前后，行正法师由于多病，已经无法亲自料理日常寺务，少林寺几位资历较深的僧人和当地宗教、统战等部门组成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，共同主持寺务。入选这个管理委员会的僧人，被称作“当家人”。行正法师圆寂后，释永信也成为“当家人”。直到1999年8月，通过当地市政府和佛协推荐，最终由国家宗教局和佛教协会认可，释永信成为少林寺新一任方丈。
行正圆寂后，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执掌少林寺将近12年，现在寺中很少有人能说明为什么方丈一职有过如此长久的空置。释永信在自传中，作了这样的解释：“行政方丈圆寂时，少林寺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关系不太融洽，在佛教界也没什么地位，更重要的是我还很年轻，也没有大的成就，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为方丈……”而释永信并不担心这些，而是相信“只要自己认真做事，总会获得承认”。
他一直积极“做事”。早在1986年，释永信先后创立了少林寺拳法研究会、少林武僧团、少林寺红十字会、少林书画研究院、中华禅诗研究会、少林寺慈善福利基金会、少林慈幼院等机构。
这些机构是他在社会上亮相的平台，他几乎出任其中所有最高领导职务。其中，最重要且最出名的是武僧团。这也是其他试图用“少林寺”品牌的人，无法拿走也无法复制的资源。
阿海的武僧梦
武僧团，是少林寺中最引人注目、也最有流动性的一个群体。
自电影《少林寺》在大陆热播起，慕名投奔的少年就络绎不绝。他们中有人进入少林寺，从小长在寺中；有人只是在寺外的武校，但一心希望进入少林寺的武僧团。早期武僧是少林寺培养出来的僧人，由于人员流失太快，武僧团表演又是出国访问的传统项目，一旦出缺，须得快速补进人选，少林寺没时间从头培养，渐渐从周边武校招募功夫好的年轻人充实进来。最后，被称为“武僧”的团员，实际上大多并未出家受戒，只有沙弥的身份。阿海即是其中一个。
阿海话不多，见人便规矩地垂手而立，21岁的年纪，眉目却有异常的成熟稳重。在一群年轻活泼武僧中，这是少见的气质。
2001年他11岁，父母送他到登封，进了少林寺周边一间武校。武校里实行军事化管理，学生们统一着装，集体出操、训练、吃饭、睡觉，走路要求二人成列、三人成行。
清晨，少林寺武僧彼此切磋
4年后，阿海被少林寺招募入武僧团，这一年是2005年。2005年之前，由于种种条件限制，武僧团不住在少林寺内，而是住在登封市区，寺院管理他们相当困难。一身功夫的少年们不受约束，不用遵循清规戒律，难免惹出各种是非。2005年扩建僧房后，释永信令武僧团全部在寺院住宿。
到寺院要遵循戒律，但生活一下子轻松许多，不用每日上课，也没有教练检查被子是否叠成豆腐块。“寺院里练功靠自觉，靠佛法修行。少林寺的历史文化，都得自己找师父去问，跟着别人学习。”
寺院里僧众渐多，住不下，一些僧人就被安排住到少林寺山门对面的王指沟里。少林寺带旺旅游市场，改变了山民的生活，这里家家都盖起中式小楼。其中一些房子被少林寺租用，阿海住到这里。从这里到少林寺约有半小时路程。虽然从没打算出家，阿海仍会跟僧众一起去大雄宝殿上早晚课。
每天早上，4点半起床，师兄弟去上早课。天还没亮，黑蓝的天空上繁星密密压在头顶，漆黑的山间，忽然有手电射过来，几个武僧团小沙弥一路小跑赶下山，最小的身影看上去不过5、6岁年纪，跌跌撞撞跟在最后。
到大雄宝殿前，阿海穿上海青僧衣，又加上七衣。
僧众们都还没到。黑暗中，几星萤火般的红光由远及近，一位僧人持香逶迤而来。燃起香与烛，有风吹过，僧人将袍袖笼在灯上，泛起一层柔黄，空寂的殿堂里添了一抹安定温暖。殿外值班僧人打着响板绕寺而行，叫各处僧人起床，响板声由远而近，又渐渐远去，接着钟声次第响起。僧人们陆续到来，佛前施礼后，分立两侧。大殿渐渐站满了人，却仍是静可辨针。
大磬响起，僧众朝佛像顶礼三拜，一声悠长的梵唱破空而来，这是维那领唱《楞严咒》。接着鼓点般的木鱼笃笃而鸣，僧众随着木鱼的节奏唱经。木鱼声渐渐由缓而密，诵唱也随着加速，字句渐不可辨。念完《赞佛偈》之后，众僧排队绕佛像行走3周，并合掌念“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”。
武僧团的小沙弥们走在队伍最后，别的经文背得不多，“观音菩萨”倒熟得很，稚嫩的嗓子喊得一本正经。绕完三周，众人归位三跪拜，念完最后一段经文。
早课结束，僧人们去斋堂吃饭，阿海则转身向寺外，朝山上走去。一路上，各家武校的学生已经开始列队跑步、练功，呼喝声随处可闻。
通向达摩洞的石阶上，一群武校的学生飞掠而上，一律赤裸上身，只着短裤，“他们不会冷。从这里到达摩洞走一个来回，平常人要走1个小时，这些人必须在15分钟内，这种速度，几分钟汗就湿透衣服了。”这种训练，是阿海曾经的生活。
走到山里更深处，看到一些废弃的茅草屋。早几年，常有寺院里的武僧在这些茅屋里闭关苦修。所谓“闭关”，就是在这里住上数月，打坐、习武，就是睡觉也只睡在一条板凳上。“闭关”期间，日用饮食都由寺里派人送上来。
“我曾经往山上给他们送过饭，当年不少师兄用这种方法追求功夫的精进。这种修炼全靠自觉，没人组织，几个人说好了，轮流上山闭关，互相送饭，或者交待给小师弟们送饭，”阿海说着这些，恍如隔世一般出神好久，“现在没有人这样做了。你要上山闭关的话，大家会觉得你是怪物，连送饭的人都找不到。”
周边武校的孩子们挤破脑袋了想进少林寺武僧团，因为这里可以提供出国和成名的机会，也方便将来找工作。到山上闭关苦修，带不来任何现实利益。阿海当年一起练功的师兄们，有人已离开寺院开武校，有人当了私人保镖，有人去了其他寺院，一些留下来成为长住僧人。
每个武僧各执一样兵器
少林寺山门外每天都有想进来学功夫的，从电影《少林寺》的年代到今天一直如此。收什么样的人进来并无明文标准，只要方丈点头即可。现在，少林寺常住僧人大约有200多人，人员流动很快，一些20多年的老僧人也不见得认识所有面孔，阿海已经见惯人来人往。“有人出家，有人还俗，还有人还俗了又回来。铁打的寺院流水的僧，能在少林寺待上七八年的，都是老资历了。”
虽然在寺里生活了10年，阿海真正在寺院里只是武僧团的3年。他没有受戒剃度，2008年，他曾离开少林寺，当了一年的私人保镖。之后又去参加各种散打比赛。开始一路都顺利，成绩不错，但越是到高级赛事，越无法晋升。“那些成绩比我差的人反而可以一路赢下去，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关系铺垫，要向上走很困难。”阿海灰心到极点，把昂贵的比赛行头全部扔掉了。
无论是武僧还是武校学生，一旦走上社会，摆在面前的出路并不多：开武校，当教练，当保镖，参军，当警察……这些有限的选择都是辛苦活，没有一件阿海真正想做的事，“到了外面，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。”
找不到出路，甚至让阿海恨上了武术。“我痛悔自己为什么要来学功夫，发誓以后再也不碰这个行当了。”这些年文化课学得不多，阿海想找机会重新读书，拿个学历，再从头开始。
2011年7月开始，释永信设立了少林文化学院，规定所有沙弥每天都要到学院上课，学习佛法，规范行为。文化学院分小班和大班，未成年僧人就读小班，成年沙弥在大班。课程非常基础，有国学、佛学、少林文化、书法、英语等。国学课本是《千字文》，英语教授的是基本口语对话。授课的除了外聘的老师，都是从佛学院毕业后回来的年轻僧人。
但让整天舞刀弄枪的武僧们静下来读书习字，并非易事。武僧团成员从五六岁到二十出头，个个见过世面，历练过江湖，精明老道，比起他们，佛学院的年轻僧人们反而显得稚嫩。训练场上英气勃勃的武僧，课堂上都打了蔫儿，课桌前趴着仰着，什么姿势都有，讲台上老师一开口，下面不久就有人酣然入睡——能安静睡觉，老师们已经满意：总比在课堂上吵闹强。
释延祉是文化学院的管事僧人，为防止沙弥们迟到缺课，延祉和其他老师建立了一套考勤制度，缺课要老师批假条。缺课到一定课时，成绩作废。但作废一科成绩，哪里被武僧们放在眼中？面对胡乱请假的沙弥，延祉常常一边签下假条，一边告诫：“缺了多少课，我这里都有记录，到时候谁成绩不合格，就告诉方丈停了你们在武僧团的表演。”只有这句话，才可能奏效，外出访问表演是沙弥练功的最大动力。不过这种惩戒的最终决定权只有释永信。武僧团要出门表演，一些项目往往只有某个人才能完成，虽然旷课缺课时有出现，却难有实质性惩罚。
阿海看着这些孩子，摇头惋惜：“他们现在年龄小不知道，将来会后悔。就是将来出家，要留在少林寺，也必须有拿得出手的特长。你得有用、有上进心，方丈才会看重。少林寺不养闲人，谁在这里混日子，一天两天可以，时间长了，寺院里就会出些钱打发他走，或者帮着找个工作。就算寺院不赶人，自己待着也没有意思。”
7点多，从山腰俯瞰下去，熙熙攘攘的游客正涌入少林寺的山门。这样的热闹一般会一直持续到晚上天黑下来。阿海静静地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也要离开了。”
局级方丈
1981年释永信进入少林寺时，寺里破落如洗。30多位僧人没有足够的住房，冬天只能在大殿里打地铺。好在每人分得一亩地，僧人们都下田干活，一年打下万把斤粮食，能糊口。每天的早餐是咸菜、玉米粥，中午青菜加两个馍，刚能吃饱。天天一模一样的食物，被小和尚叫作“印版饭”，因为“就跟复印的一样”。
现在，常住僧人维持在200多人的少林寺，吃饭早就不是问题。资历老或地位高的老僧人都有了自己的单间，有独立的洗手间，备空调、电话，可以上网。
1980年代释永信陪同行正方丈去登封政府办事，往往从早等到晚上也见不上领导一面。如今，释永信身兼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佛协会副主席、河南省佛协主席，按行政级别，可以享受局级待遇。少林寺迎来送往有数不清的名人显贵，甚至达官政要。
外界称他方丈，徒弟们称他师父，居士称他大和尚，还有一个少林寺老一辈的传统称谓：当家的。
释永信在少林寺的权威无可置疑
作为“当家的”，释永信在寺内拥有绝对权威，徒弟们在他面前理所当然地敬畏，但多数僧人踏进方丈室不会屏息凝气。他不会对僧人们有过多管制和苛责，因此寺院里呈现出各种活泼和轻松。但他的权威，在这方天地里是无可置疑的。
一位曾参与少林活动的宾客这样描述所见：一年少林寺在新建的禅堂举办活动，按规矩出入者皆需赤足，众人都在门口脱鞋，方丈也不例外。活动结束，门外雨下得正密，释永信边和嘉宾交谈边向禅堂外走去，行至门槛前，门外一名保安忙伏下身替释永信穿上鞋子，另一名保安替他撑起雨伞。整个过程中，释永信与嘉宾的对话没有中断，他甚至没有低头或旁顾。而后，他准备步下台阶，又一名保安见状忙半蹲上前撩起释永信僧袍的后襟，以免下摆拖在台阶沾上雨水。多年后这位在政府任职的宾客无限回味这一场景：“我机关里的领导，也没有这个待遇。”
2006年普京到访少林寺，在红地毯上能与之并肩而立的唯有释永信，有媒体这样记述，“连省里来的领导的座位都得靠后30厘米。据说一位当地领导试图把座位与释永信并齐，结果被普京的保镖架住，把椅子拉回了原地……在和一些地方官员合影时，释永信也开始出现在中间位置；在少林寺举办的一场活动中，有向领导赠送礼品的环节，安排的流程是，释永信站在原地，参会的领导排队前去受领。”
释永信对此的总结是：没有经济地位，就没有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，更没有话语权。
一次次跟着行正上京要政策的苦涩经历让他知道，和尚也需要话语权。面对外界的批评，释永信曾说“我们修来的福，不用看别人脸色”，了解这句话背后意思的人不多。这句话，也是释永信耕耘少林寺20多年的真切写照。
1989年前后，释永信开始带着武僧团在世界各地表演少林功夫，很快享誉海外。他在自传中，罗列了与诸多名人显贵的合影：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、西班牙国王卡洛斯、南非前总统曼德拉、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和现任主席罗格……
名人效应加上与国际接轨带来的好处毋庸多言。少林寺相继在柏林、伦敦等地直接办了40多家“海外中心”，仅在美国就有130多家武馆。释永信简述过这些海外中心发展的过程：先花几万美元在当地租房子、收徒弟，“有点钱，就希望在那里按揭买房，再有点钱就买地建房子。”
走“国际化”路线，让释永信在经营理念上丝毫不输嗅觉最敏锐的商人。在国外体验过信息社会的释永信，从1996年就要求手下僧人们筹建少林寺网站。2002年，少林寺开通了官方网站，成为一时热议。电子商务兴起，少林寺旗下全资子公司“少林欢喜地(登封)有限公司”就在淘宝开店，销售少林创意商品、开光法器、少林茶具、功夫书籍……
“少林欢喜地”在少林寺中也实际存在，就在山门旁边。前院是少林素斋，游廊里卖梅花桩CD架、铁头功书挡等少林创意商品；后院每隔半小时有一场少林功夫表演，游人在这里可以享受餐饮到文化体验一条龙服务。
“少林欢喜地”在少林寺的商业架构中仅属边角。1997年成立的少林无形资产有限公司和2005年成立的少林文化传播公司，是少林寺商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。
“少林无形资产有限公司”是现在的称呼，前身是“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”（简称“实业公司”）。2005年之前，少林寺与企业间的合作几乎全都依托实业公司完成。这种对外合作形式并不复杂，企业出资金和产品，少林寺出品牌。最简单的是授权使用少林名号，比如授权台湾某公司制作发行《少林传奇》系列动画片，对方支付给少林寺公司38万多元的无形资产使用费；比如与玩酷科技公司合作推广《少林传奇》的网络游戏。
释永信在经营理念上丝毫不输嗅觉最敏锐的商人
拿方案来谈合作的人，有时一天几拨。有人先找少林实业公司总经理钱大梁过眼，有人直接来到方丈室，但无论经过哪种渠道，最后拍板定案的是释永信。
即使坐拥金字招牌，释永信也从来不放松“品牌营销”，曾专门聘请公关公司专门对少林寺品牌进行营销策划。很快，策划活动、制造议题、媒体跟进等手法，被少林寺活学活用。公布武术秘籍、为拍摄电视剧《少林僧兵》而进行“功夫之星”全球海选、举办“少林问禅”、和音乐家谭盾合作《禅宗少林·音乐大典》、世界小姐游少林寺……都成为一时的新闻焦点。
其中“功夫之星”海选和拍电视剧，均由2005年成立的少林寺文化传播公司负责。1997年时，少林寺曾成立过一间少林寺影视公司，这间公司至今仍存在，少林寺官网写明其经营范围包括电视综艺、电视剧制作发行、国内广告，如与深广影视集团联合推出大型功夫电视连续剧《少林僧兵》。
可以看到，“少林寺影视公司”的功能与“少林寺文化传播公司”多有重合，这种现象也同样存在于实业公司（现在已经更名为“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”）。
少林寺的“商业集团”内部并没有严谨架构和各司其职的脉络，却并不妨碍这个集团红红火火运营了这些年，原因很简单：这里实行方丈负责制。无论商业合作还是人事调度，只要释永信点头就可以。早年在接受一家媒体访问时，释永信对此直言不讳：“我不相信民主，民主就是庸俗。”
在哪儿都一样
商业化像潮水，开门放它涌进来的时候，哪里有利可图就在哪里蔓延。每个人都裹挟其中。
勤道已经离开少林寺数年，离开的因素多多，其中有一条是，太热闹了。这热闹唤起了他对红尘的种种向往，“那为什么我不到更热闹的地方去?”他还俗，下山，经商。
这种谋生能力在寺院时已经得到锻炼。“少林寺每个月发几百块的单资，对我来说，不怎么够用。”在寺里，勤道外向，交游广泛，手里新款的智能手机电话不断。他悉心打理自己和外界的人际关系，“积累人脉很重要。”他常常跟朋友们网上聊天，有时朋友们开着车上山找他玩，他会带大家到登封市兜一圈，请大家吃个饭。这方方面面，如果没有额外收入，勤道可能连电费、手机费都交不起。
释永信的命运尚未可知 摄影：李游
外快大多来源于卖香，做法事。2005年，少林寺僧人卖6000元高香的新闻曾惹来不少骂名，勤道不以为意，“别说6000元，还有10万的，都太贵了，其实没多少人买。”他印象里，那时寺院里销量最多的是几百元的香火。
也有僧人会为游客开光、测字，收费因人而异，通常也是几百元。当然这些都不是公开交易，也不会明码标价，如果客人是导游介绍来的，这些收入还要和导游分成，大多是五五开。
这些事被报道后，释永信整顿了寺务，从2006年开始，这些经营基本消逝。但僧人们还是愿意有具体的活儿干，有活儿才意味着有自己经营的空间——至于经营什么，那就各凭借本事了，“但得听方丈的话，不违反寺规。”
遵守寺规对勤道并非难事，除了喜欢交朋友，他没有其他嗜好，他也喜欢读书诵经，“外界把寺院生活看得有点神秘，所以会有种种好奇和要求，其实和尚就是一种生活状态，选择这种状态，就像是你们选择朝九晚五的生活，大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活着。”
他决定换种活法的另一个原因，缘自一位女孩。勤道不愿意详述过往。情爱，是寺院里不可言说的话题，是埋在最深处的思量。勤道曾反复犹豫了很久，“感情不能当饭吃，最后都落到柴米油盐上，寺院里有人进来，也有人走，还有人走了又回来的，哪那么容易就离开的，万一到社会上混不下去，怎么办？再回来就更尴尬，跟‘二进宫’似的。”
对未来的不安，终敌不过滚滚红尘的热度，勤道重返俗世。问他的体会，想了许久，抬头一笑：“在哪儿都一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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